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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怎样的路, 从一颗心, 到另一颗心, 源头是爱, 尽头也是爱。
开始压寨夫人的生涯
(作者置顶)
男青年伪学术
(作者置顶)
这个题目有点怪,但是,此乃集体智慧的结晶。话说,我讨论了女学术青年以后,上周六与众位高手提到,本人正在考虑写写男学术青年。当然,我必须指出,在下实际要讨论的是 “伪男学术青年”,否则打击面实在太大。但是,众位高手认为,所谓“伪男学术青年”歧义太大了,这个“伪”到底是对“男”、还是对“学术”、还是对“青年”的限定呢?高手,果然是高手,只一招,就能致命啊!高手们一致认为“男青年伪学术”更能体现区区在下的本意。我这个“低手”自然欣然接受了!
根据在下的观察,男青年伪学术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男青年伪学术者自以为射猎甚广,博古通今,可以号称是现代版“武林百晓生”。就拿关天茶社的邝海炎为例。此人的帖子上一定要出现N个名人的名字,而涉及的名人有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把大家吓得一愣一愣的。接着,就是受到不知情者的热烈追捧,然后满足其小小的BT的虚荣心。
邝海炎:“黄仁宇是狐狸吗?我看是刺猬吧!显而易见,黄仁宇治史,一辈子都没有摆脱“韦伯问题”的纠缠(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万历十五年》是通过一年里发生的是事情来解剖帝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运作,而〈中国大历史〉则是通过剖析帝国两千年的财政制度演变来回答“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数字化管理’”这个问题,这一横一纵,基本上就概括了黄的人生识见和史学思想。至于黄的史述风格,虽然值得称道,但这只是与大陆史学界的“社论语式”相比较的结果。其实外国的史学著述大多很优美,史景迁的不说,单是在世界史方面,霍布斯鲍姆的“年代系列”和斯塔夫里阿诺〈全球通史〉,就足以让国朝学界汗颜!所以,中国其实向来不乏治史高手(比如现在走红的吴思),只是49年后大陆史学为政治干扰严重罢了!”
楼主接下来的回贴:“邝海炎,从你那里知道了不少历史学的知识。我写这个,大多是从文学的角度,因为我对于历史毫无专业素养,也无太多知识,有不当之处,还请包涵。谢谢你的评语。你说的几本书,我希望能够找到看看。”
邝海炎:“丁兄客气了,其实你从文学角度读《万》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人家《史记》不也是被很多人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吗?现在的国朝史学除了中国上古史,其他都是跟着海外的问题走,这种让人难堪的局面之所以出现,并不是我们中国没有这方面的人才,而是被他妈的官僚体制给毁了!”……
看得我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
第二,男青年伪学术者喜欢和名人攀关系。比如这位邝海炎兄,就在帖子中说,“丁丁跟小枫都谈过西美尔,对比着看,很有趣!”真不知道他和汪丁丁老师、刘小枫先生是什么关系,搞得和他们一家人似的热乎。最搞笑的是,这位仁兄最近来套我老公的近乎了,说我老公是自己人。嘿嘿,我怎么不认识这个自己人呢?!
第三,男青年伪学术者自以为是中国的谁谁谁。最近听说,中国出了一个汉密尔顿。这个倒好,接下来就要出来一个中国的杰弗逊,中国的华盛顿,中国的富兰克林了。看到这种言论,我就觉得闹心。
以上,就是在下男青年伪学术者的几个浅薄之见。
绿色青团小点心,正是老公一片心!
昨天下班的时候,已经快7点了。坐在车上我就想着晚饭吃什么。老公的晚饭已经在单位解决了,那我自己就随便吃一点吧!想想燕麦挺不错,既方便,又简单!
一进家门,就看到老公在桌上放了一个绿色的青团,才想起清明到了!我想也不想拨开包装就吃了起来。果然不是盖的,红豆沙很细,不是很甜,一点也不腻,正是我最喜欢的口味。然后,不停地对老公说:“真好吃,真好吃。”
“好吃吧?!”老公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觉得很好玩,“我想应该不会难吃的,所以就留给你吃了!”
“那就是说,你自己没有吃喽!”
“是的啊!”
呜呜呜呜呜呜,老公真好!
想揍郭涛涛小朋友的4个理由和不揍他的2个理由
郭涛涛小朋友上周在我们家蹲了一周,我——“喜之郎CC果冻大嫂”(这是小朋友对我的称谓)非常想揍他。
想揍他的4个理由如下:
1.2006年4月2日早上出门,赶着奔赴与某人之约,居然忘了把电热水器的插头拔掉。假定他插上热水器的时间为早上7点,我们回家的时间为下午5点,电热水器的功率为1500W,计算一下,他浪费了多少能源:1500Wx10小时=15度电!
大家知道吗,1度电能为我们做什么:可将一只25W的灯泡点亮40个小时,可将一只11瓦的节能灯(亮度相当于40瓦的白炽灯)点亮90个小时,可供一台家用电冰箱运转36个小时,可供一台普通电扇连续运行15个小时,可供一台空调器运行1.5个小时,可将8公斤的水烧开,可将50公斤衣服洗干净,可看10个小时的电视节目,可让电动自行车跑上80公里。所以,请节约1度电给更需要的人们!^_^
可是,郭涛涛小朋友,居然浪费了15度的电!那大家说说,我要不要臭骂他!?
2.抽烟太凶,比我老爸还凶!
知道吸烟的危害有多大吗?吸烟伤肺更伤胃,吸烟者容易罹患中风,吸烟可能加重牛皮癣,熬夜吸烟是在疲马加鞭,吸烟可令男性阳具变短,吸烟会影响人的血压和情绪,吸烟降低男性生育能力……全世界每年因吸烟死亡达250万人之多,烟是人类第一杀手。为了您的健康,请不要吸烟!^_^
可是,郭涛涛小朋友,一天居然要抽两包烟!算他识相,乖乖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抽!!!
3.罗嗦!
早上起床,晚上我回家,和我谈论的话题永远是,采访的进程,稿子的修改!
4.把我家的一个烟灰缸给打坏了(昨晚洗的时候才发现啊),赔我!呜呜呜……
虽然,小朋友的“陋习”不少,不过,小朋友到底是小朋友,还是挺可爱的,比如:
1.夸我厚道!这辈子大概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感动的说!
2.临走的那天晚上,给我买了一盒巧克力,说是感谢我们对他的照顾!其实,我们也没有怎么照顾他,就是让他在我们家“自生自灭”!嘿嘿。
综上所述,我还是要揍他的!^_^
爱与温暖的词汇6厨房间
爱与温暖的词汇6厨房间
by Welfare Lee 2004-11-4
厨房是一个家中非常能够体现生活价值观的场所,而厨房是私人的领地。上海的房子厨房很小,节省了空间留给卧室,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并不是十分喜欢这样的格局。我想有所房子,是小的时候经常会想的,在纸上经常画一些我的设想,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房子是要有卧室的,在我的看法里,厨房是要很大的,卫生间也是要很大的,当然在我大一些的时候,可能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样子,我觉得我的房子应该有一个触手可及书的场所,再后来我知道那叫书房。
我其实挺喜欢厨房,就像林语堂爱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一样道理。工作的时候并不能像做艺术一样具有乐趣,一是主动一是被动,对于生性不愿太过拘束的我来说,总是不愿意一种刻板的方式将自己当成标本加以禁锢。父母开始理解我的上海之行。厨房带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亲情四溢的地方,过年回家的时候,偶尔会下厨,但母亲往往很少给我这样的机会。以前读书的日子很长时间不在家里,父母也外出,过年的时候一家人才聚一次,有一年我记得家里人的年夜饭都是不同时间吃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辛苦的日子。生活总是在无声的慢慢的改善,家人的不断努力也使大家能够在一起吃年夜饭,每个人下厨做一个拿手菜,餐桌上的每一盘菜都是充满了关爱的。
刚刚来上海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利用厨房。一开始cc做菜给我吃,其实我也是马马虎虎可以做一些菜的。我记得母亲说过,简单弄几个菜,吃的干净就好了。父亲总是更朴实,饭一定要吃饱。我理解这朴素的言语背后是对于曾经操劳作物的历史的高度概括,他们的经验和人生经告诉他们对于食物的真理。母亲的话或者还有要把简单的菜做好并不容易的意思。咸淡火候刀工装盘各个都是很见本事的,母亲煎的荷包蛋总是一个形状,很像荷包,我偶尔做几次,总是大的小的甚至破的,很不成样。简单的事情要做好的确不是容易事。这种朴素的真理要说很多遍,人才会明白,也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Cc和我总是互相担心对方太辛苦,所以总不忍心让对方下厨房。而对于我来说,在刻板的工作背后能够有时间来发挥一些做菜的艺术,也算是放松的一个法子。Cc认为那是我找一个借口,很是不依。我们便只好轮流下厨了。前一段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早上出去买菜,然后中午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晚上吃中午剩下的,偶尔的时候也再出去买一些,晚上再做一回。然后便是看书写字,两个人坐在桌前,偶尔互相看一眼,目光相对便会心一笑,握一会儿手,等要翻书的时候便各自抽回去等下次的交汇时光。底楼只有院子里有阳光,尽管挑灯读书,但是日光灯的清冷并不能阻止我们从心底发出温暖的微笑。
开始工作之后,cc一开始在家里准备着考试,晚上的时间她会给我做饭,等我回家。每天下班的时候我很有一种急切,然后我开始计算从哪一站下车走回家会比较快一点。大抵终于被我找到一个经验,就是提前4站下车,走回去。尽管这样走回去路要长一些,但是加上公车到终点站的时间,我还是可以提前几分钟到家。有时候cc还正在厨房间忙碌着,听到我开门,便大叫“啊呀,还没有做好啦,怎么会这么早的啦。”很是抱歉的样子,开始手忙脚乱得着急起来,彷佛就饿着了我一般。我饶有兴趣地看cc在厨房间里忙乎,有时候也帮她拉拉围裙,我想进到厨房里去的时候,cc总是急急忙忙把我推出来,出去啦,休息一下嘛,工作这么辛苦,之类的话。不肯让我进去帮了她的倒忙。
Cc工作之后,我们在厨房间的时间就很少了。生活让我们少了很多艺术性的乐趣。对我们来说,只剩下晚餐的温馨了。我下班回家从冰箱里收罗些食物,张罗一顿简单的晚餐,等cc回来。尽管有时候不见得好吃,cc还是做出彷佛吃到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的满足样子。呵,这个傻瓜。我开始期待每一个周末,尽管我们也会为到底要买什么菜困惑,但是毕竟有一段厨房时间让我们彼此温暖。
厨房的事情,大多零碎需要耐心,这一点带给我工作上很多助益。其实工作也是生活,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态度和主张了,我总是想对待厨房事一样做我的工作,同时也必须有效率的处理工作事务,因为cc要回来了,厨房间里呆久了菜做得慢了,cc会饿着的。吃完收拾桌子盘子筷子,洗碗的事情我们总不愿意交给对方,相互便要争执一番,都说“给我一个表现机会嘛”或者“你这样就是不给我面子”之类的,然后相视大笑便只好一起去洗,洗完没有盘子架,因此我们都用干净的布把盘子筷子擦干再放回去。
两个人的厨房间,很小;两个人的厨房间,很温暖。
“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从宾雁到冰点
——纪念《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发表五十周年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钱钢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海运仓二号,是《中国青年报》社。一九五六年,二○○六年,相距半个世纪,在这同一院落,发生了两个历史性事件。前者是该报记者刘宾雁发表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一年后被打成“右派”;后者是该报“冰点”周刊被停刊整顿,正副主编李大同和卢跃刚被撤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重合”是,在文革中打头斗争刘宾雁的人,竟然正是在二○○六年剿灭“冰点”的中宣部新闻阅评组组长。
《本报内部消息》
五十年前此时,“刘宾雁”这个名字,在中国新闻界、文学界和青年团组织中不胫而走。四月,《人民文学》杂志刊登了他的批评性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六月和九月,《人民文学》又刊登了他的《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
在目睹了围绕“冰点”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卢跃刚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李大同致《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李而亮的公开信以至“停刊”、“撤职”事件)之后,重读《本报内部消息》,你会为历史的循环往复而震惊:
某大城市的党报,在思想僵化、惟领导之命是从的总编辑和明哲保身的总编室主任领导下,脱离实际,索然无味。年轻记者编辑们想要改变办报方针的努力一再受挫。终于有一天,当报纸实行新制度,不再主要靠公费订阅而面向读者零售时,危机暴露无遗:发行量骤跌,人们不要看这张报纸!
刘宾雁并非高天孤雁,这是在一九五六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喧腾氛围里发出的自由声音之一。那个“解冻之年”,你在《中国青年报》能看见《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我们对民主的看法”讨论栏,还有许多批评官员空话连篇或会议成灾的漫画,甚至社论。那一年,中国站在民主的门槛边,中国传媒也站在自由的门槛边。刘宾雁在《本报内部消息》中提出了新闻改革,作为记者,他更身体力行。
一九五七年春,毛泽东号召“整风”,欢迎各界人士批评共产党和政府。五月十三日,刘宾雁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上海在沉思中》的报道,记述了“连日举行的几十次集会上,各界人士向党市委领导提出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还不肯说话……怕‘钓鱼’、怕汇报、怕检讨是主要顾虑”。
刘宾雁一夜间成为“大右派”。他无意间戳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秘密,毛批示,这是“想把事情搞乱。”反右狂飙袭来,《中国青年报》开始对他进行连日批判。《本报内部消息》被认定“宣扬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和办报路线”,是“向党发射的一支恶毒的暗箭”。
重读《本报内部消息》,你会问,“资产阶级”在哪里?刘宾雁的“办报路线”,不正是中国传媒今天要走的道路?当年刘宾雁所说的“群众喉舌”,被朱镕基写入给“焦点访谈”的题词;温家宝的“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和李长春的“三贴近”,与刘宾雁当年关于报纸要紧密联系群众的观点,又何其相似!虽然,对传媒上纲上线的挞伐依然如故。
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的刘宾雁没有想到,将他划定右派的决定,第一条罪状是“疯狂地攻击党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五十年后,一条“矛头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须有指控,又将中青报“冰点”发表的袁伟时先生文章和“冰点”周刊置于死地。
那“最凶的一个”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中青报举行揭发批判刘宾雁的“座谈会”。刘宾雁在自传中写道:“当我刚走进会场,我觉察到似乎有一种像波浪的东西从门口向整个会场扫来——人们好像被什么惊动了。散会之后我才得知,有一个人从这栋建筑的楼上坠楼而死——显然,他是特意选定了这个地点——他最后的身形扫过会场的窗子!”那是刘宾雁的一位同事,仅仅因为赞扬过刘的作品,也受到追查。
我在八十年代见过宾雁,可是除了作品,我并不真正地熟悉他。资讯隔绝,很晚才读到他写于一九八八年的自传。读他的遭遇,泪水一次又一次夺眶而出。眼前浮现的,是这半个世纪中国传媒多灾多难的一幅幅图景。
刘宾雁犯了什么天条?仅仅因为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一个特写作家的使命,说了几句真话,相当克制和委婉地表达了一点改革新闻工作的愿望。“我们宁肯要十个也许不完全正确,但有一定根据的新意见,也不要一百个没错误的、但鹦鹉式的学舌”,这样的话是“反党”?“星星看来比月亮小得多,但可爱的是它发射着自己的光”,这样的话“反动”?在哈尔滨电机厂采访,他贴出条子,请工人有事可以找他谈,这是“煽动工人闹事”?
刘宾雁和大批“右派”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时候,正是大饥荒的三年。他回忆:
……我饿得双腿浮肿,迈过一个田坎都很吃力。“吃”占有了我的几乎所有思维,并挤掉了廉耻感。我偷吃过地里半生不熟的西红柿。当我身上只有几两粮票和几角钱时,拉着粪车走过北京市街,我几经斗争,仍然抑制不住去买一丁点儿点心吃的欲望。而我明明知道由于我没有工资收入,不能像别人家经常或偶尔买些高价食品给孩子吃,我的几口点心等于是从我孩子的嘴里抠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刘宾雁终于等到了“右派帽”。然而,被“宽大”的日子转瞬即逝。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的一天,中青报楼道上突然贴出满墙大字报,标题是《右派分子刘宾雁反党野心不死》。刘宾雁做梦也不会想到,每天他下班回家,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女同事便打开他从不上锁的抽屉,偷出他下乡期间的日记本,疯狂摘抄所谓“反党思想”。
刘宾雁在自传里记述了他被揪斗的情景:
……最熟悉的办公室里坐着最熟悉的七个人,只不过七张面孔全然变了。七个法官,一个被告。他们坐在各自的写字台前,我一个人站在办公室中央。主审者刘祖禹的经历和政治性格,使我断定他将是对我最凶的一个……,果然,他的第一个动作是猛击桌面,同时大声喊道:
“刘宾雁!你必须脱去伪装,老老实实交代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罪行!”
这位“最凶的”刘祖禹,就是今天的中宣部阅评组组长。
总有一种力量……
五十年了!今天中国传媒的许多遭遇,让人不能不想起刘宾雁的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冰点”事件激起全球媒体的关注,理所当然。可是在中国大陆以外一些记者的笔下,“冰点”事件的图像被有意无意地简单化了。
我必须说,二○○六,毕竟已不是那些黑色的年份,不是。
酷吏犹在,然强人已去。“冰点”尚可复刊、“冰点”团队尚可存在、李大同和卢跃刚尚没有落入当年宾雁的境遇,这当然算不上什么伟大进步;但中国传媒正在发生的演变,不应被遮蔽。在一些国际场合,我用三个“C”,向朋友们描述今天的中国传媒:Control(控制)、Change(变化)、Chaos(混沌)。经历“冰点”事件,包括看到它近乎荒诞的结局,我更坚定了这一判断。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诸端都亟需改革,已别无选择。今天的中国传媒,决无可能被极左锈链锁在那个令刘宾雁蒙难的时代。那三个“C”混合在一起,令中国传媒人饱经磨难,也争取到发展的空间。如果看到的只是肃杀和绝望,只是一张长长的被关停传媒的名单,怎么能理解李大同创办的“冰点”,在这个环境下已经生存发展了十年这个事实?
不只是“冰点”。在刘宾雁一九八七年再度遭到整肃后被迫去国的日子里,尽管,他的名字已经被清除到连新闻系学生都陌生的程度,可是,宾雁的精神和力量从未消失。这力量,你从“坚守良知,弘扬正义,彰显爱心”的《南方周末》看见,从不畏强权的《南方都市报》看见,从顽强坚持新闻专业主义规范的《财经》杂志和《新闻调查》看见。刘宾雁一九五六年所呼唤的“独立思考”、“大胆干预生活”,今天已是优秀传媒人的职业准则;刘宾雁在八十年代报告文学运动(其实质是争取新闻自由运动)中开创的“独立调查”、“关注底层”的传统,正被传媒大面积地继承和发展。即使是退潮期的报告文学,继刘宾雁、苏晓康之后,也出现了像《大国寡民》的作者卢跃刚(“冰点”前副主编)这样思想和专业水准均刷新了高度的杰出作家。而传媒的商业化、市井化,则呈现着宾雁在二十年前不曾看见的喧嚣和纷乱,纷乱中露出空隙和机遇。“冰点”,正是在这新闻改革的大气候下破土而出。
“冰点”是《中国青年报》的一个“周刊”,李大同是要用这块“特区”进行全国性主流大报的改革试验。他认为,这类报纸承担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传播;承担保障公众对国家大事的知情权和辩论权的宪法使命;是社会正义与良知的重要代言人;是社会保持稳定与安全的“限压阀”和“预警器”。
“冰点”,有备而来,厚积薄发。李大同和卢跃刚说:“人民要的是什么?是宪法赋予的新闻、言论的自由,是对自己生存环境有价值的信息,是对人间不公的调查和披露,是对强势集团的遏制和对弱势人群的扶助,是对国家民族生存发展所必须的深刻思考。”卢跃刚致赵勇的公开信称:“我们的分歧在于,阁下们在把玩权术,按照官场规则塑造一张听话的‘团报’,而我们想办一张推进中国社会进步,青史留名的好报纸;阁下们要马仔、工具、喉舌,我们进入报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变党报几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当二○○六年“冰点”遭遇停刊整顿之时,李大同、卢跃刚更是堂堂正正,手执宪法党章,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传媒维权抗争!
这就是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发表五十周年后中国传媒的生存环境:邪正交织;新旧博弈;历史的进步和历史的倒退并存;传媒冲入市场的双脚急促踉跄而迈向自由的步履艰难沉重;当年加害宾雁的人物仍在加害“冰点”和一切挑战桎梏的媒体,可是新闻改革的燎原星火,阻之无可阻,遏之无可遏。这就是不能非黑即白草率描述的“混沌”。
必须有足够的韧性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参加过“冰点”筹划创刊时的策划会。并不宽松的舆论环境下,几位学者在寒冷的屋子里言不由衷地发言。以那次会议给我的印象,完全不能想像“冰点”会有日后的辉煌。
李大同的信念是:“我们正处在一种漫长的演化进程中,必须有足够的韧性,不失望,不气馁,坚持按职业良知的要求做下去……”。“冰点”并不因为尚没有“新闻自由”环境,而放弃一毫一厘的进取。他们的新闻触角,伸向清新的空间或是“缺氧”的角落:从环保、志愿者到文化遗产,从学术腐败、青少年问题到教育改革,从小保姆、打工妹到弱势群体的权利,从公民道德、公共卫生危机到民主选举,从公权力的滥用到各种新的社会矛盾……
毋庸讳言,有的朋友对这一切不无隔膜。一些西方同行,对中国传媒触犯了什么戒条、受到了什么惩处、哪家媒体被关、哪位总编被撤,嗅觉锐敏;而对无数中国传媒人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持久建设,却不甚了了。很少有人像龙应台女士那样,对中国传媒人的甘苦有如此深切的体察,对变革中的中国传媒有如此透彻的理解和真诚无私的帮助。
《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先生曾说,“可以有说不出来的真话,可是我们决不说假话。”卢跃刚在致赵勇的公开信中,也曾追述中青报一位副总编辑与前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的谈话︰一、坚决不说假话;二、不主动说假话;三、一定要说假话时,决不发明创造。请注意,正是他们这些“中国特色”的办报原则,使许多优质传媒在混沌的过渡时期一次次闪避凶锋,瓦解控制,赢得民心,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
是的,这是温和、渐进的“体制内的改革”。比之心目中或是书本上的理想国,它决不完美,甚或扭曲、残缺。然而它有现实的可能,有助于一个有公信力和责任感、对权力和金钱均清醒保持距离的传媒人群落,在中国土壤里发育壮大;对明天可能到来的“自由”,同样意义深远。
文革结束后,刘宾雁刚刚“复出”,作为《人民日报》记者,他只能被允许在报纸上发表“正面报道”。但他说:“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它给数以千万计的人民从生活方式到人际关系造成的变化,我也愿意去写。”惟一的一次和刘宾雁近距离交谈,是一九八三年,我在空军招待所和他偶然相遇。问起近况,他说正在采访一个当时全军的“精神文明典型”。看着我吃惊的神情,刘宾雁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我知道怎么写。后来看到他写的是:一个“好人”在怎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下行善——党风普遍败坏,他无力改变,只能靠微弱的力量做杯水车薪的“好事”。
你可以说这是面对管制的无奈妥协,也可以说这是顾全大局的善意合作,但最重要的,是刘宾雁袒露的坚韧执着和赤子之心。在公开出版的刘宾雁日记中,还记载着:一九八五年,他对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曾庆红、副部长赵启正策划的干部制度改革颇有兴趣,前去和改革操作者们见面,“没想到会谈得那么投机,那么久”。
值得深省的是当政者。五十年前批判宾雁,五十年后整肃“冰点”,被清剿的恰恰都是体制内最宝贵的进步力量。国家像万木甦生而虫害泛滥的大森林,为什么容不下宾雁、“冰点”这样的啄木鸟?如果不是欺人太甚、蛮横到极点,一向忍辱负重、百倍珍惜媒体生存权的李大同、卢跃刚,何至于拍案而起、怒发冲冠?!驱逐正直和善良,只能使邪恶猖獗,盘踞要津的新生代弄权政客,更加肆无忌惮。
“冰点”事件因“义和团”话题而发,极具象征意义。当年的慈禧正是在扑灭了体制内的改良——戊戌维新之后,转而借助民间的蒙昧主义和极端主义来护卫岌岌可危的权力体系。历史无情地证明,把理性逼向愤怒,把合作逼向对抗,把改良逼向革命,国家民族焉有宁日?
二○○六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和中共“八大”召开五十周年,也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不要坐失这个以史为鉴的重要机会。不要以自私、短视和苟且拒绝对历史的清理。历史面前,没有人混得过去。
半个世纪,从宾雁到冰点,我们有一百个理由喟叹,更有一千个理由相信——相信未来。“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这是宾雁生前希望的墓志铭。而他千千万万的薪火传人,定会将“应该说的话”勇敢地说下去,将“应该做的事”坚韧地做到底。
衙门里的狗的确叫得响
上午,老板叫我准备向法院申请延长举证期间的材料,明天过去客户那里盖章,再交到CN法院。幸好,这些材料都有模板(template),所以准备起来也不是很难,很快就搞定了。
不一会儿,老板过来说,客户要求下午就去盖章。也行,反正客户怎么方便,我们就怎么做,只要他满意。所以,我一位师兄说,“律师跟妓女没有什么分别,都是靠出卖时间、出卖服务来赚钱,要make the client happy!”。
客户的联络人四点之前在公司。我赶到那里的时候是下午三点一刻。那座大厦建造得很诡异,我找了很久才到达目的地。
门口,在标明身份和来意之后,我还是被几个大妈挡在门外。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普通话不够标准,我说我是律师事务所的,大妈认为我是来应聘的。几次沟通之下,总算让我见到了联络人的助手,她让我盖了章走人。看看今天一身穿着,的确像个学生,看来得改进改进。
接着是到CN法院。我知道,这种单位,一般是不会加班的,只有提前下班,所以打了车赶过去。这是个基层法院,门面不大。我从侧门进去(正门不是我能走的,正门是给法院的车子走的)。在门口又被拦住了。
“干什么来的。”
“来递交文件的!”
“是律师吗?”
“律师助理!”
“进去吧!”
进去的这幢楼,同样很诡异,客户的案子是在民一庭受理的,那么我该去民一庭找承办法官,然后把文件交给他。虽然不知道承办人是谁,不过有案卷号在,应该找得到的吧。
里面还有个门卫,见我鬼头鬼脑的打探,厉声问我:“找谁?”
“民一庭怎么走?”
“去民一庭干什么?”
“交文件!”
“什么文件?”
虽然我是很不情愿再与他对话,但是为了确定民一庭的位置,我还是说:“申请延长举证期间的文件。”
“这个怎么叫做‘文件’?这个叫做‘材料’。到法院来,你要分清楚什么是‘文件’,什么是‘材料’,什么是‘证据’!你说,你要找哪个法官?”
“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我怎么可以让你去民一庭呢?这里有三百多个法官,你怎么找?”
因为的确不知道承办案件的法官,所以,我只能忍气吞声,然后发短信问我老板,心里想着,就你一个门卫这么猖狂。
老板的回复,和我想的一样,民一庭,但是不知道承办法官。我想,我还是干脆去民一庭直接问好了。
再次到了门卫那里,说我要去民一庭,他死活就是不肯。我只能说:“你直接告诉我民一庭怎么走就可以了。”
他还居然来气了,说:“你这个小姑娘,这是什么态度。”
我出口反击:“那你又是什么态度?!”
“我看你这个年轻人啊,刚刚踏上社会,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要去民一庭,找承办案卷号为XXX的法官!”
总算,他给我问了,问到了法官名字和分机号码,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记住,这里有三百多个法官,我是不能随便让你上去找的!”
一个法院的门卫,手中握着这么一点小小的权力,就飘飘然成这种嘴脸,实在让我觉得可笑、可叹。
2006-03-22 by cclee 于上海
让有钱人上大学!
“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王旭明(国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膜拜一下这位政府官员的尊容!
